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和儒家都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永恒的真理。道家称之为“道”。早期儒家也称之为“道”，后期儒家称之为“理”。但是，对于“道”和“理”的认识途径，各家却各有不同。

    道家强调从直觉来认识“道”。老子称“圣人不行而知”[1]。庄子讲“以无知知”[2]。在庄子看来，成圣之道需要摒弃知识。摒弃知识的结果，自然便没有知识。但是，“无知之知”和“无知”是两回事。“无知”是人的原初状态，而“无知之知”则是人经过“有知”而后达到的“无知”阶段。人的原初状态的无知是自然的恩赐，而人达到“无知之知”则是心灵的成就。[3]

    儒家认识“道”或“理”有两条主要路线。一是格物致知。朱熹是格物致知论的代表人物。朱熹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提出了一个格物致知，即物穷理的认识论纲要。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 [4]。朱熹认为人本来是有知的，但是由于受到世间事物的蔽塞而不能达到通明，必须进行后天的学习方能达到。二是致良知。王阳明是“致良知”的代表人物。王阳明认为，“道”就是“吾之本心”，“心即理也。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须外添一分” [5] 。这样，要把握“道”，亦即所谓“致良知”，就“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了” [6]。按照当代哲学的语言，格物致知有一些归纳推理的味道，致良知则有一些现象学或直觉法的味道。

    到了近现代中国，马克思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，认识从实践中产生，随实践而发展，认识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；一个正确的认识，往往需要经过物质与精神、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多次反覆，社会实践的无穷无尽决定了认识发展的永无止境。“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,这种形式,循环往复以至无穷,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,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。”[7]。

    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同时，西方社会的一些哲学思想也不断传入中国，对中国的知识论和认识论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他们主要有培根、洛克、休谟的经验主义，斯宾罗莎、笛卡尔、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以及近代的一些分析哲学，如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、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，胡塞尔的现象学，等等。他们或强调感性认识，或强调理性认识。

基督教信仰一个很中心的思想，就是神的启示是知识的基础，神的启示是正确知识的关键。知识的基础不在乎理性也不在乎经验，乃在于启示。在启示的主客体方面，神是主体，人类是客体，是神主动地向我们启示。神是一切知识的源头，启示就是打开幕或盖的意思，神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自己。

神的启示包括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。一般启示向全人类启示，有关神和他本性的各方面，让全人类知道神的存在。通过宇宙和自然界向人类启示是一般启示的重要内容。“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，他的量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，上帝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。”[8] 特殊启示的范围，较一般启示为窄。全人类都是一般启示的对象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特殊启示。神借着圣经和耶稣基督启示自己是特殊启示最为重要的方面。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引导下写成了圣经，只有得着神启示自己的无谬误记录，人才可以真正明白神的位格和工作。

启示的目的，是为了救赎，救赎的目的是要我们与上帝和好，经历与他合一，也就是认识他、享受他的爱。这个救赎启示的过程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而这个极大的奥秘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理解。真正明白这个启示的奥秘，是要求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，而进入基督里的先决条件，就是要我们认罪、悔改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--所以“信”使我们归入基督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才能与上帝和好；在基督里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父上帝；在基督里，我们得到圣灵内住，通过圣灵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“启示”的奥秘，因此上帝的启示是有目的，有对象的；其目的在于救赎，其对象就是归入基督的人。

    “哲学无论发展到什么地步，如果没有被神的‘道’启发，必定走向一个没有方向而自以为义、绝对化、人文化、抵挡上帝的路去，这是我们用神学的眼光来看整个世界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危机。”“科学家没有神的道启发他，他只能看见一些自然现象、被造界中的奥秘，而没有办法看见受造是为了要‘荣耀神’的这个目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