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水模式导致了非宗教性的专制主义，巴别塔模式发展出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，即一种最彻底的国家主义学说。这种国家学说从古代巴比伦开始，直到波斯、罗马，透过启蒙运动中的卢梭和黑格尔，一直通往各种现代极权主义。在这样的“全球化”视野中回望20世纪，原来中国的百年史，就是两种东方专制主义模式，在西方晃荡了两千年之后的一次会师。

　　
　　“传扬我们的名”的结果，只是传扬某些人的名。“历史之父”希罗多德曾记载他在公元前406年游历巴比伦，看到一座高达201米的“通天塔”。可惜人们往往愿意相信历史学家，却不相信圣经。1899年之后，新巴比伦城的遗址考古中陆续发现许多“通天塔”型的建筑。一些砖片上刻着“尼布甲尼撒，巴比伦的国王，众神的护卫者，那波帕拉沙尔的儿子，巴比伦之君”。难怪后来波斯征服巴比伦时，居留士大帝一时为“通天塔”所倾倒。再后来希腊征服巴比伦，亚历山大大帝又为通天塔的宏伟废墟而折腰。人和城邦的光荣与梦想，甚至一度诱惑了上帝的选民，使巴别塔事件也曾在以色列历史上重演。以色列人羡慕人家都有国王，就不愿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王，也不再喜欢先知、祭司和长老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了。他们缠着先知撒母耳说，“我们也要像列邦一样有自己的国王，有自己的巴别塔”。
 
　　

　　两年前，我参加一个国际作家会议的圆桌讨论，题目是“巴别塔与人类的表达困境”。一位从伊朗流亡到美国的学者说，当年在伊朗时，负责电影审查的官员是一个盲人。他需要一边拿剪刀，一边有人给他讲解电影内容。这位学者说，作家面对当代世界的唯一出路，就是“大声的写作”。这是利用“通感”修辞的一个巧妙说法，我们的传统用语叫“掷地有声”。其实电影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艺术。叫瞎眼的能听见，耳聋的能看见。所谓“通感”是人与人的交流超越语言，走向灵魂互动的一种跳跃。一个朋友曾借俄罗斯电影《毒太阳》去看，完了还给我，说这片子太棒了，可惜没把中文字幕调出来。我说这样你也能看完？这能解释为什么大家的碟子渐渐比书还多。
　　

　　电影中日本聋哑少女的故事，叫我想起“大声写作”的提法。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段落，少女的焦虑被困在身体之内，尽管哑语和彩屏手机，延伸了她与同伴的远距离交流。但当她站在另外的灵魂面前，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就是肉体本身。她尝试用身体去向人分享她的生命，却在失败中陷入比沉默更沉默的幽暗。这个故事把“语言”和“沟通”的主题延展了。有人从政治隐喻的角度，说富裕起来的日本就像这个女孩，在当今世界没有话语权，她不能被听见，只能以肉体欲望的方式被看见。但电影借助“巴别塔”的隐喻，不是单单指向一个政治层面的全球化。
　　
　　这就是我要说到的谌阋庖澹喊捅鹚事件是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。人类聚集、迁移、称帝、围城、筑塔，然后被“分散到全地”。公元后一千年间基督教的福音传扬是第二次全球化，而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与技术主义，则是人类的第三次全球化。如美国政治学者奥克肖特所说，“许多世纪以来，我们文明的主要力量被用来建造巴比塔”。就像孤单的人为得着安慰，常夸大自己少数几位朋友的才华，“我们也常夸大人为的理想，以填充我们道德生活的空虚”。今天，借助交通、通讯、媒体和商业，借助抽象的数字和具体的肉体，借助网络及其屏蔽，也借助电影及其盗版，全世界有耳可听、有眼可看的人再次聚集起来。这三次全球化，像这部电影一样多线索共存，勾连起五千年人类史。有人说这部电影的精神是悲观的，悲观是指着巴别塔之后的人类困境说的。但对一个后现代社会而言，“巴别塔”其实是一个温暖的隐喻。因为盼望就藏在巴别塔之前?br/> 　　
　　看这部电影，你会说，世界已到这个地步了。电影用巴别塔的隐喻，提醒我们一个被否认的事实，就是人类的同根同源。《创世记》说，“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，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。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那时，天下人的口音，言语，都是一样”。这是巴别塔事件的背景。就像我一个朋友对儿子的教育失去了信心。一位牧师说，重要的不是你儿子现在是否听话，重要的是有一天当浪子回头的时候，他知道要回到哪里去。他知道有一个起点，爱他的人在那里立下榜样，并一直为他的灵魂守望。
　　
　　人在垂直面上也有两种梦想，就如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旷野中呼告那样，“离开黑格尔走向约伯吧”。离开巴别塔，仰望圣山。离开这篇文章，开始祈祷。

（王怡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