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水模式导致了非宗教性的专制主义,巴别塔模式发展出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,即一种最彻底的国家主义学说。这种国家学说从古代巴比伦开始,直到波斯、罗马,透过启蒙运动中的卢梭和黑格尔,一直通往各种现代极权主义。在这样的“全球化”视野中回望20世纪,原来中国的百年史,就是两种东方专制主义模式,在西方晃荡了两千年之后的一次会师。
“传扬我们的名”的结果,只是传扬某些人的名。“历史之父”希罗多德曾记载他在公元前406年游历巴比伦,看到一座高达201米的“通天塔”。可惜人们往往愿意相信历史学家,却不相信圣经。1899年之后,新巴比伦城的遗址考古中陆续发现许多“通天塔”型的建筑。一些砖片上刻着“尼布甲尼撒,巴比伦的国王,众神的护卫者,那波帕拉沙尔的儿子,巴比伦之君”。难怪后来波斯征服巴比伦时,居留士大帝一时为“通天塔”所倾倒。再后来希腊征服巴比伦,亚历山大大帝又为通天塔的宏伟废墟而折腰。人和城邦的光荣与梦想,甚至一度诱惑了上帝的选民,使巴别塔事件也曾在以色列历史上重演。以色列人羡慕人家都有国王,就不愿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王,也不再喜欢先知、祭司和长老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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