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争吵时总爱责怪对方"不讲理"。 在汉语中，理常与道合在一起称为道理。就象在道理一词中理在道后面一样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，理的观念出现得比道要晚很多。在先秦诸子中，理主要有两层意思。一是指物体的形式、形状、条纹等。如《韩非子·解老》说："凡理者，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。""短长、大小、方圆、坚脆、轻重、白黑之谓理。"二是指事物变化运行具有的规律。如《庄子·则阳》："万物殊理，道不私。"《荀子·解蔽》："凡可知，人之性也；可以知，物之理也。"后来，理的事物发展规律这一含义逐渐扩展，还指道德规范、行为准则等意思。三国时代，魏国的学者刘邵在《人物志》中曾经提出对于理的分析。他认为"夫理有四部"，理分四类："若夫天地气化，盈虚损益，道之理也。法制正事，事之理也。礼教宜适，义之理也。人情枢机，情之理也。四理不同"。道之理即是自然规律，事之理即是政治制度，义之理即是道德准则，情之理即是人类思想感情的规律。
    理的观念，在宋明哲学中占有非常显著的重要地位。二程以理为他们的哲学体系的中心观念，以理为世界万物的最初根源。程颢说："天者理也。" （《遗书》卷十一）朱子语录有一段说："徐问：天地未判时，下面许多都已有否？曰：只是都有此理。"（《语类》卷一）又说："未有天地之先，毕竟也只是理。"（《语类》卷一）程颐和朱熹认为世上的事物，其所以能存在，必须有一个"理"，而且居于某个"物"之中。如果有一物，就必有一理。但如有一理，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与它相应的物。朱子语录有一段说"问：理是人、物同得于天者，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？曰：固是有理。如舟只可行之于水，车只可行之于陆。" （《语类》卷四）
程朱所讲的理，不仅仅指事物之理，而更是指行为的准绳，道德的标准。朱熹曾讲所谓理之内容道："气则为金木水火，理则为仁义礼智"(《语类》卷九十五)，"性是太极浑然之体，本不可以名字言，但其中含具万理，而纲领之大者有四，故命之曰仁义礼智"(《答陈器之》)。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标准是理的主要内容。程朱的学说，在其理论的逻辑上认为，作为世界万物的最初根源的理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标准。
在西方文化中，与中国古代哲学的"理"最接近的概念是自然律。西方哲学和基督教信仰中，自然律的含义大致有两方面，一为自然界的自然规律，二为自然人普遍遵守的社会法则，三为神圣的道德律。
就自然界的法则来讲，自然律指统摄自然界的自然规律，如热力学三定律，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，普郞克等人发现的量力理论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。科学家们认为，整个宇宙可以用同样一套自然律去描述，各种物质，各种能，并各种适用于物质与能的定律，在整个宇宙之中都相同，宇宙间发现的化学元素都是一样的，基本粒子都是一样的。
基督教认为，自然界的法则来源于上帝。上帝创造诸天地以后，也把自然律置于万物之中，自然是上帝规定之秩序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后，并不是高高不上，不管不问，而是继续对宇宙进行管理，进行保守。上帝的创造大工，以自然的世界说，在上帝施行创造的那一周就已完成。自那个时候起，祂提供的照顾是："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"（来1：3）自然律在创造时期，或用在洪水时期，都是无效的，但在这两个时期之外，却是不变的，有效的。在洪水之后，上帝赐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应许说："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"（创 8:22）彼得后书三章四节讲到："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"，七节又讲到"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。"。
在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中，很多把自然律认同于人类理性和宇宙间的普遍法则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，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。亚里士多德在《修辞学》中说："有两类法律：特殊法律和普遍法律…… 普遍法律是自然律，因为确实有人人都深信的自然正义和非正义，人们即使互不联系、互不商量，也都服从它"。斯多噶学派认为理性乃人所共有，自然状态则为理性控制的和谐状态，按照理性去生活，就是按照自然生活。荷兰法学家Ｈo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，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。
在基督教信仰中，自然律不是关于自然界的一般规律，它特指关于人的本性的规律，即神圣的道德律。就神圣的道德律而言，中世纪著名神学家托马斯认为，自然律是上帝制定的永恒律，并铭刻在人的心灵中，表现为人的自然禀赋和倾向。自然法既是不成文法．又是成文法，但首先是直指人心、见诸人心的不成文法，它以自然方式无声无息地支配着人的行为。不成文的自然律可对人的自然生活提供充足的指导，但却不足以保障人的社会生活，由此需要成文法的补充。在多得数不清的约束人们的成文道德律中，最为简洁、明白和重要的是上帝十诫。有人给十诫下了这样的定义： 它是量度正误、善恶的道德标准，是以上帝坚定不移、无瑕无疵的圣洁本性为标准。
加尔文也认为自然律是普遍的道德律。他在对保罗《罗马书》注释时说："我们不能说他们（指外邦人）对于生活规则一无所知，人们的正当行为以自然律为充分依据，这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了"他还明确地说："上帝的律法即我们所说的道德律，它不过是自然律的显露，是上帝铭刻在人心上的良心的显露"。（《基督教要义》）但加尔文强调：第一，自然律来自神圣的永恒律，是上帝最先指定的"自然的命令" ，与上帝的意志有直接的联系；其次，虽然自然律使人们普遍注意到神圣的律法，但这不足以使人信仰上帝，信仰归根结底来自上帝的前定的恩典；最后，只有在信仰中，人们才能最长久、最清晰地领会自然律，自觉地把它作为永恒的道德律加以彻底、有效的贯彻。
中国古代哲学的理与基督教信仰中的自然律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。主要区别是，在理的观念中天道与人道是始终合一的，自然律思想中自然规律与道德规范是时合时分的。二者的最大区别是，中国哲学认为理既是世界的本源，也是世界的规律，而基督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上帝，一切都来源于上帝，自然律也来源于上帝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超越于自然律，但衪自己也遵守自然律，不轻易改变自然律，虽然衪有时显示神迹。
----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比较随笔

    中国人争吵时总爱责怪对方"不讲理"。 在汉语中，理常与道合在一起称为道理。就象在道理一词中理在道后面一样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，理的观念出现得比道要晚很多。在先秦诸子中，理主要有两层意思。一是指物体的形式、形状、条纹等。如《韩非子·解老》说："凡理者，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。""短长、大小、方圆、坚脆、轻重、白黑之谓理。"二是指事物变化运行具有的规律。如《庄子·则阳》："万物殊理，道不私。"《荀子·解蔽》："凡可知，人之性也；可以知，物之理也。"后来，理的事物发展规律这一含义逐渐扩展，还指道德规范、行为准则等意思。三国时代，魏国的学者刘邵在《人物志》中曾经提出对于理的分析。他认为"夫理有四部"，理分四类："若夫天地气化，盈虚损益，道之理也。法制正事，事之理也。礼教宜适，义之理也。人情枢机，情之理也。四理不同"。道之理即是自然规律，事之理即是政治制度，义之理即是道德准则，情之理即是人类思想感情的规律。
    理的观念，在宋明哲学中占有非常显著的重要地位。二程以理为他们的哲学体系的中心观念，以理为世界万物的最初根源。程颢说："天者理也。" （《遗书》卷十一）朱子语录有一段说："徐问：天地未判时，下面许多都已有否？曰：只是都有此理。"（《语类》卷一）又说："未有天地之先，毕竟也只是理。"（《语类》卷一）程颐和朱熹认为世上的事物，其所以能存在，必须有一个"理"，而且居于某个"物"之中。如果有一物，就必有一理。但如有一理，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与它相应的物。朱子语录有一段说"问：理是人、物同得于天者，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？曰：固是有理。如舟只可行之于水，车只可行之于陆。" （《语类》卷四）
程朱所讲的理，不仅仅指事物之理，而更是指行为的准绳，道德的标准。朱熹曾讲所谓理之内容道："气则为金木水火，理则为仁义礼智"(《语类》卷九十五)，"性是太极浑然之体，本不可以名字言，但其中含具万理，而纲领之大者有四，故命之曰仁义礼智"(《答陈器之》)。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标准是理的主要内容。程朱的学说，在其理论的逻辑上认为，作为世界万物的最初根源的理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标准。
在西方文化中，与中国古代哲学的"理"最接近的概念是自然律。西方哲学和基督教信仰中，自然律的含义大致有两方面，一为自然界的自然规律，二为自然人普遍遵守的社会法则，三为神圣的道德律。
就自然界的法则来讲，自然律指统摄自然界的自然规律，如热力学三定律，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，普郞克等人发现的量力理论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。科学家们认为，整个宇宙可以用同样一套自然律去描述，各种物质，各种能，并各种适用于物质与能的定律，在整个宇宙之中都相同，宇宙间发现的化学元素都是一样的，基本粒子都是一样的。
基督教认为，自然界的法则来源于上帝。上帝创造诸天地以后，也把自然律置于万物之中，自然是上帝规定之秩序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后，并不是高高不上，不管不问，而是继续对宇宙进行管理，进行保守。上帝的创造大工，以自然的世界说，在上帝施行创造的那一周就已完成。自那个时候起，祂提供的照顾是："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"（来1：3）自然律在创造时期，或用在洪水时期，都是无效的，但在这两个时期之外，却是不变的，有效的。在洪水之后，上帝赐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应许说："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"（创 8:22）彼得后书三章四节讲到："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"，七节又讲到"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。"。
在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中，很多把自然律认同于人类理性和宇宙间的普遍法则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，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。亚里士多德在《修辞学》中说："有两类法律：特殊法律和普遍法律…… 普遍法律是自然律，因为确实有人人都深信的自然正义和非正义，人们即使互不联系、互不商量，也都服从它"。斯多噶学派认为理性乃人所共有，自然状态则为理性控制的和谐状态，按照理性去生活，就是按照自然生活。荷兰法学家Ｈo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，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。
在基督教信仰中，自然律不是关于自然界的一般规律，它特指关于人的本性的规律，即神圣的道德律。就神圣的道德律而言，中世纪著名神学家托马斯认为，自然律是上帝制定的永恒律，并铭刻在人的心灵中，表现为人的自然禀赋和倾向。自然法既是不成文法．又是成文法，但首先是直指人心、见诸人心的不成文法，它以自然方式无声无息地支配着人的行为。不成文的自然律可对人的自然生活提供充足的指导，但却不足以保障人的社会生活，由此需要成文法的补充。在多得数不清的约束人们的成文道德律中，最为简洁、明白和重要的是上帝十诫。有人给十诫下了这样的定义： 它是量度正误、善恶的道德标准，是以上帝坚定不移、无瑕无疵的圣洁本性为标准。
加尔文也认为自然律是普遍的道德律。他在对保罗《罗马书》注释时说："我们不能说他们（指外邦人）对于生活规则一无所知，人们的正当行为以自然律为充分依据，这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了"他还明确地说："上帝的律法即我们所说的道德律，它不过是自然律的显露，是上帝铭刻在人心上的良心的显露"。（《基督教要义》）但加尔文强调：第一，自然律来自神圣的永恒律，是上帝最先指定的"自然的命令" ，与上帝的意志有直接的联系；其次，虽然自然律使人们普遍注意到神圣的律法，但这不足以使人信仰上帝，信仰归根结底来自上帝的前定的恩典；最后，只有在信仰中，人们才能最长久、最清晰地领会自然律，自觉地把它作为永恒的道德律加以彻底、有效的贯彻。
中国古代哲学的理与基督教信仰中的自然律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。主要区别是，在理的观念中天道与人道是始终合一的，自然律思想中自然规律与道德规范是时合时分的。二者的最大区别是，中国哲学认为理既是世界的本源，也是世界的规律，而基督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上帝，一切都来源于上帝，自然律也来源于上帝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超越于自然律，但衪自己也遵守自然律，不轻易改变自然律，虽然衪有时显示神迹。